支书就是在哪个时候，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拿着酒瓶子往我嘴边凑，我拒绝着说我不喝酒的，我讨厌酒精的辛辣味道。

他摇摇头，哭了。

他说，他觉得他对不起宋嘉遥，也对不起我。

我愣住了，其他借酒发疯的同学也沉默了大半。

“我们当时讲话太不知轻重了。”支书摇摇头说，“你知道的吗？他走的那天一直在看你，叫你的名字，但是你一次都没有抬头。”

“他走的那天，我们本来还想嘲讽几句的，但是你在那儿，不好开口，我们就幸灾乐祸地看着他，看着他那么目中无人的一个人，被人拉扯着从最后一排，被拖到门口，”他动作夸张地给我比划着，“就那样死倔死倔地盯着你的脑瓜顶看。”

“对对，我还记得那个眼神，感觉像哭出来了。”有个姑娘接话道。

“后来听见他说，‘左柏川，我走了’，我就乐不出来了。”

“其实你发神经的那一年里，大家不是打不过你，只是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心里就会生出来点愧疚。”

“仿佛他是被我们给逼死了一样。”

回想起来那天还是我第一次喝酒，没一会儿就断片了。

醒来的时候半个身子挂在宋嘉遥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树上，我应该是哭了很久很久，眼睛肿成了一条缝，睁开一会儿就干的不行。

我有点落枕，翻了个身儿让脖子好受一点，借着月色，一抬头就看见他家门梁上挂着一串黑乎乎的东西。

只有我能看出来那是香蕉，是我亲手带来的，看着他挂上去的。

我不用费力就能回忆起我们在这里说话时的神色，我问他为什么要挂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