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停下来不走了。

老师独自往前走了一会儿，回过头来发现我没有跟上，便有些不耐烦地催促我快过来，大家都开始各自的部分了，我们不能拖后腿。

渐渐的，他的脸在我眼前被水汽模糊起来，护目镜里起了雾，我哭了。

“试试抗病毒血清吧，老师。”我对他说。

他问我突然犯什么神经，到目前为止一例治愈患者都没有出现，而制作动物血清又是耗时最长的，最快也要三个月才可以用到临床试验上，而且这种异种生物制剂没有经过层层关卡的检测，是不能用在人身上的，容易引起更严重的过敏反应。

我知道，我都知道。

所以我说不用动物，我来。

后来我也常常记起接种病毒的前一天晚上，我躺在研究所后面那片还荒废着的水泥地上，我睡不着，脑子里总能想起我那个白捡来的便宜儿子。

也不知道他豁的那颗牙长回来没有，期末的家长会有没有人去给他开，在我实验室写作业时打翻在本子上的氨水有没有散下干净味道。

仔细想想，我坑他叫了那么多年爹，好像只教会了他怎么站在椅子上刷碗。

我想给友人打个电话，可一周没充电的手机却在开机的一瞬间耗尽了最后的电量。

关于那天晚上的记忆，我没有和宋嘉遥说过，也没有和我的便宜儿子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