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好无聊！”

克劳利把自己高挑的身子倒在办公桌上，一层薄衬衫绷出他佝偻着的脊柱的形状：“拉比每次把外派的工作都抢走了，那留着我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这是关心你嘛。”拉比嬉皮笑脸道。

趴在桌上的大男人嘴一扁，眼一瞪。

同事从隔板后探出头：“克劳利不是负责南北美的板块么？”

“可惜欧亚大陆才是近年世界文化财富的焦点，”拉比耸耸肩，“克劳利你不要沮丧，我给你泡摩卡好不好？”

“热拿铁，谢谢。”克劳利懒洋洋道。

“拉比我要摩卡。”

“我也要。”

“给我弄杯绿茶。”

“好好好……”拉比挠着自己的红发，暗自腹诽你们还能再懒一点。

隔间里很快响起了磨咖啡机工作的声音。

“拉比，你到底什么时候结婚？数数咱们办公室，就剩你一个大好单身汉了，养女儿的三姑六婆们蠢蠢欲动呢。”

青年从隔间里伸出头翻了个白眼：“我结婚你急什么？”

那个人左右看看身边的人，意味深长地笑：“你五年前认识那中国妞呢，人家看不上你？”

拉比想了想，歪着脑袋说：“是啊。”

“这得从信息时代传统纸媒的没落开始说起，杂志社好景不再，内部员工家家欠着巨额贷款，七零八落地纷纷谋求出路。像我这样的家伙……”

被归为“七零八落的员工”之一的人抄起桌上的文件袋就向青年脑门上砸去。

可是我们有自豪感。

拉比无奈地搬弄着角落里捆在一起蒙尘的杂志，用抹布拂去上面的灰，现出清晰笔挺的名字——《世界之眼》。

我曾经藏身在印尼的难民营里整整两个月，用受潮的记事本和钢笔记录百姓家里的灾难。我曾经用仅有的外套裹着相机，站在斯大林格勒的冻雨里瑟瑟发抖。我在挪威的小山村里喝过一个月难以下咽的羊奶，在马来西亚的雨林里汗流浃背却不能脱下防蚊虫的长衫和筒靴。而这一切都藏在一篇文章或者一张照片的背后，一个字不许为外人提起。

但是如果这一切真的没有价值，那么我们获得的荣誉也没有任何价值了。

后来杂志社开始努力寻求经济转型。然而各家纸媒开发的电脑软件、手机应用、官方网站花样百出，跻身这样的浪潮之中，《世界之眼》的转型显得步履维艰。

拉比转着他的钢笔。无论当年如何荣耀，一个如今并不富裕的杂志社员工不可能舍得给自己买一支派克笔，即使一支好笔是他有必要随身携带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