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然不会跟他说起这些，只说：“此一时彼一时了。”

他笑：“那就继续保持吧。”

手指摩挲着衣角，我犹犹豫豫开口：“学长，我没受到经理的处罚，是不是你帮我说话的原因？”

他笑而不语，离座而起，我送他走到门口，他才回头说了一句。

“你说呢？”

我默默把他的外套递过去，决定不去思考这个哑谜的答案。我有一种很朴素的世界观：生活已经不容易了，我不打算给自己添堵。

那段时间，学校、餐厅构成了我生活的大部分；除此外，我每周还要去见我母亲，有时候她实在太忙，她就取消见面，但电话则是一直没断过——只是时间让人尴尬，通常不是在深夜就是清晨，她的态度让我有些犯糊涂，不得不疑心她是在抛弃我二十几年后忽然内疚，想给我一点温暖的母爱来补偿。

可惜她实在不是那种慈爱的母亲，她问我的学业、生活，我例行公事小心翼翼的回答，对话干瘪瘪，就像没有水的海绵，宛如下属汇报工作。

眼看着又一个周六来临，我试探性地打了个电话过去问是不是可以不见面了，没想到母亲直接说“来片场”。

我有些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