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第一次“说”出了自己对于修路方案的建议，他画了一张详细的图，指出了一个更省力、更能避开雨季滑坡点的路线。

最终，他的方案以压倒性的票数获得通过。

苏霓离开村寨那天，阿布追出很远，塞给她一张揉得有些旧的纸。

纸上没有字，只画着一只姿态奇特的鸟，那只鸟的耳朵，长成了一对巨大的翅膀，正奋力向着天空飞去。

与此同时，林晚正带着评估小组，在西北一片风沙弥漫的戈壁小镇上焦头烂额。

她们计划在此地落地的“银发朗读团”项目，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当地的老人们，一生与黄沙为伴，性格坚硬如风化的岩石。

他们普遍认为，“声音那东西，风一吹就散了，留不住，说了也白说”。

任凭林晚她们磨破嘴皮，愿意尝试录音的老人也寥寥无几。

就在林晚心灰意冷，准备向上级申请撤回资源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改变了她的想法。

深夜，她路过镇上早已废弃的小学，却听见一间教室里传来一个苍老而温和的朗读声。

她悄悄从窗户缝隙看去，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师，正对着满教室空荡荡的桌椅，一字一句地读着什么。

小主，

林晚侧耳细听，才发现那不是课文，而是一篇篇日记，写给他已经去世多年的妻子。

林晚没有惊动他，而是悄悄退了出来。

第二天，她没有再去做任何劝说，而是找到了镇上的广播站，达成了一个合作。

从那天起，每天清晨，小镇的广播里都会多出一个十分钟的特别栏目——“无人听众课堂”。

广播里，那个苍老温和的声音，读着那些饱含思念的文字，没有激昂的语调，只有平实的叙述。

广播的署名是：“一位想念学生的老师”。

一周后，那位老教师主动走进了项目工作站，将一本厚厚的日记本放在桌上，有些局促地说：“我……我想试试，把我讲的这些课，留给我的孙子听。让他知道，他奶奶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天下午，工作站的门口，第一次排起了长队。

许文澜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收到了一封来自司法局的正式邀请函。

他们希望借助“声音”项目的技术，合作开发一套“非语言意愿识别系统”，用于在司法程序中，保障那些因病或意外失去语言能力的认知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

会议上，面对一众法律专家和技术人员期待的目光，许文澜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她明确拒绝了提供任何核心算法的支持。

“我们的技术，不是读心术。”她的声音清晰而坚定，回荡在严肃的会议室里，“我们能做的，只是帮助那些心里有话，却说不出来的人，让他们的心声，能走得再远一点。但我们无权、也无法去‘判别’那些沉默背后的意愿。”

就在气氛陷入僵局时，她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由司法系统在全国的合作机构，作为项目的新工作站点，负责收集并提供真实的、来自认知障碍患者及其家属的录音样本。

这些样本在经过严格的脱敏和匿名化处理后，可以作为研究数据，共同探索保障权益的边界。

散会后，一直沉默旁听的陆承安留了下来。

两人在空无一人的会议室里，深谈了整整两个小时。

最终，在陆承安的斡旋和推动下，律师协会与“声音”项目组正式签署了一份《声音伦理协作备忘录》。

备忘录的第一条，也是最核心的一条原则，就是“绝对尊重个体的沉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