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播在后台的怒吼声透过耳机清晰可闻：“会不会说话？结巴鬼！不想干就滚蛋！”苏霓将这五秒钟的斥责声剪辑下来，存进一个U盘，附上一张手写的便签，托人连夜送往长窖村，悄悄交给了那位正在整理录音的小学老师。

听证会如期举行。

会场气氛严肃，县领导们正襟危坐。

当村支书按下播放键，那段由几十个村民的声音汇集而成的“民意合集”开始在会场回荡。

起初是结结巴巴的抱怨，是小心翼翼的建议，渐渐地，声音变得坚定而有力。

当音频播放到一段特殊的“无声”片段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屏幕上出现了一位聋哑老人用手语比划的画面，旁边配着小学老师的旁白：“他说，他不想搬迁，只想守着祖坟边上那棵三百年的老樟树。那是他爷爷的爷爷栽下的。”

画面定格在老人恳切的眼神上，全场一片寂静。

就在这时，那位小学老师突然从旁听席上站了起来，她举起一张小小的便签，用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的声音，大声念道：“话不是说给回声听的，是说给愿意听的人听的！”

这声音仿佛一道惊雷，劈开了会场中凝滞的空气。

那位一直眉头紧锁的县长，缓缓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眶。

他站起身来，对着话筒，声音前所未有的郑重：“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承诺，规划方案，立即调整！那棵老樟树，必须留下！”

与此同时，陆承安正以司法厅特邀专家的身份，在另一片试点区域进行基层治理评估。

他考察的重点，正是“录音角”这类“非正式表达机制”的实际效力。

他走访了十几个村庄，收集到一组令他震惊的数据：引入录音角项目后，当地的邻里纠纷调解成功率，在半年内提升了百分之五十八；而女性在村级公共事务中的发言频次，增长了近三倍。

“这证明的不是一个项目的成功，而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理。”陆承安在他的评估报告初稿中写道，“不是她们没有意见，而是过去，从来没有人把话筒递到她们嘴边。”他极力建议，应将“多元表达支持设施”作为基础配置，纳入村级公共服务建设的硬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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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后，一位乡镇妇联主任追了出来，急切地问道：“陆教授，我们也能申请这个项目吗？能不能……也给我们配一个像苏老师那样的人？”

陆承安摇了摇头，目光深邃：“苏老师是无法复制的。因为她教的从来不是怎么说话，而是让人相信——你的开口，是值得的。”

深秋的榕城，街道上弥漫着桂花的香气。

苏霓独自一人回到老年大学附近的老街区。

那台最早的、贴在墙上的公共语音信箱，已经成了孩子们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