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脆响，不是拍在桌子上，是结结实实扇在了二丫的脸上。力道之大，让她小小的身子直接歪倒在地上，耳朵里嗡嗡作响，眼前金星乱冒。

“作死啊！馋痨鬼投胎？这么好的东西也是你能碰的？浪费！”赵老五瞪着一双醉眼，唾沫星子喷了二丫一脸。那片肉皮，最终被赵老五夹起来，扔进了自己嘴里，嚼得啧啧有声。

娘只是默默地把她拉起来，用手巾蘸了凉水给她敷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一声不敢吭。从那以后，二丫彻底明白了，“吃”这个字，对她来说，是带着火辣辣疼痛的禁忌。

除了吃不上好的，活儿却是一样不少干。只要赵老五那双醉醺醺或者阴沉沉的眼睛扫到她，她就别想有片刻清闲。

“死丫头，挺尸呢？地里草都快比苗高了，看不见？拔草去！”

“柴火垛都快见底了，你想冻死老子？捡柴去！”

“水缸都快底朝天了，挑水去！”

宴台村的田地是黄土地，硬得很，草扎根深，十岁的二丫，手还没锄头把子粗，弯腰撅腚地拔一上午，手指甲缝里全是泥，火辣辣地疼。夏天日头毒，能把人晒脱一层皮；冬天风像刀子，割在脸上生疼。她就这样一天天熬着，变得更黑，更瘦，像一根在风里随时会折断的黑色柴火棒。

她总觉得日子会一直这么黑下去，直到某一天，她要么被她爹打死，要么就像村里有些养不起的丫头一样，被几斗米换来，塞进一顶小小的轿子，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家，继续另一种黑沉沉的日子。

然而，宴台村却毫无征兆地变了天。

变化起初是悄无声息的，像春雨渗进干裂的土地。先是里正换了，换了一个，腰杆挺直了，脸上也有了红光。接着，村里开始来一些陌生面孔，穿着整华丽，说话很厉害，但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他们召集村民开会，说的不再是那些听得人耳朵起茧子的赋税徭役，而是干这干哪，干就完了。

赵老五起初对这些嗤之以鼻，照样往城上跑，喝酒，看那些咿咿呀呀唱着他半懂不懂词儿的大戏。回来晚了，或者戏文不合心意，照样抡起棍子要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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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村里要建窑厂，烧砖瓦，说是要给村里盖仓库，给村里盖食堂。命令下来，所有壮劳力，一律去窑厂上工，按记工分算，年底分红。不去？不行！这不是商量。赵老五这种游手好闲的，成了重点“关照”对象。

于是，赵老五的好日子到头了。天不亮，上工的号角就呜呜地吹起来，比鸡叫还准。

他想赖床？同队的人能堵到门口。他想溜号去镇上？窑厂有专人记考勤，缺一天工，扣一天工分，年底分粮分钱就别想了。那砖窑里的活儿，又累又热，一天下来，赵老五累得像条被抽了骨头的癞皮狗，回到家，别说打老婆孩子，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了，胡乱扒几口饭，倒头就睡，鼾声如雷。

她娘也被动员去了窑厂，不是搬砖，是给工人们做饭。这下，连呵斥二丫去拔草捡柴的人都没了。

更大的变化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