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切身地尝试过一次之后，我开始理解那些人为何无法自拔。神经性的药物就是会让你变得……更轻松，更，乐观。虽然当我靠近尸体的时候，一闻到血腥味，就忍不住转身扑在水槽边呕吐，还不慎把咖啡杯打翻在地，打湿了裤脚，可是我还是感觉很好。任何人看见尸体都会呕吐，我也并非无动于衷，这说明我和人们是一样的，对吧？或许我还有那么一点机会重新回到所有人的行列之中？

我把安迪抱起来，拖着他走到地下室，打开门，底下一片漆黑，冒上来一股沉闷的霉味。我深吸一口气，用力把他推了下去，听见咚、咚的几声闷响，然后一切都归于沉寂。

我前所未有地愉快，也前所未有地清醒。事已至此，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只能做一些另外的准备。我专门回家分装了一小瓶乙醚，路上，点灯的盲人和我擦肩而过，走出几步后莫名转过头来，困惑地耸了耸鼻子。“这是谁啊？”他问。我没有理他，只是揪起衣领凑到鼻子下嗅了嗅——如果有什么异味在身上的话，本人是闻不出来的，但我担心那是一种血腥味，所以开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借用西里安的浴室仔细地洗了个澡，把原来的衣服扔掉，穿上他的衬衫；我还从柜子里找到一条新手帕，我正需要一方手帕。我在水下把手帕洗了又洗，希望它尽可能干净，能配得上它的使用对象，为此手指的皮肤都泡得泛白、发皱，可我在这种准备中感到了非比寻常的幸福。

洗好的手帕叠好放在左边口袋，小瓶乙醚放在右边口袋，然后，我擦了桌子和地板，把沿路的血迹擦干净，坐在餐桌上安迪常坐的位置，眼睛直直看着门的方向，等了三个小时一刻钟，听见门锁转动的声音。

西里安推门而入，我看着他，眼圈发热，什么也没说就先大哭了一场。西里安手足无措地掩上门，或许钥匙都还没有来得及从锁上拔下来，他走过来，说的第一句话是：“安迪呢？”第二句话才是：“你身上什么味道？”

“我喝了酒。”

我说。不，那是乙醚挥发的气味。

至于另一个问题：“安迪出了事，他从地下室的楼梯上摔了下去。”

“……什么？”

“他死了。”我说。真糟糕，这个短句就这样脱口而出，而且听起来那么冷漠。我意识到这样不行，立刻改口：“安迪，我不知道，他摔下去之后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我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语无伦次，甚至还差点就笑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害怕，竟然连说谎都不会了。

西里安明显不相信我前后矛盾的话，他的困惑溢于言表，只是因为太过于突然而不知作何反应。随后我央求他跟我一起下去看看，向来没什么原则的西里安这一次意外地拒绝了。

“为什么，”他说，“安迪会摔进地下室？”

我意识到现在需要一个理由，天啊，我需要一个理由，求求你别把一切都搞砸了苏伊赛德斯不要说胡话不要沉默随便说点什么不要胡言乱语——他逃走了。是的，安迪，他想逃走，一切都是他自找的。“他想逃走，”我说，“我把他逼到角落，地下室的门，不知道为什么虚掩着，他后退一步就栽了下去。”我咽了一下口水，继续说：“他是滚下去的，就像一袋玉米。”……为什么要加上这个‘一袋玉米’？

我说：“他摔下去之后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西里安皱着眉听着，陷入了沉默。如果你曾经有过打碎家里最贵的碟子的经历，你会觉得现在的场景很熟悉：低着头满怀羞愧又满怀惊恐的你自己，眼睛紧紧盯着你自己制造的一地狼籍，而头顶是妈妈的沉默。她不说话不是因为愤怒，也不是因为没有愤怒，而是那种损失超过了预想中所有方案的适用范围，如果你够聪明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她也不知道怎么办，成人的茫然总是沉默，像静止一样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