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安东学会抽烟了，是大人啦！”后来牺牲在埃布罗河战役中的父亲，曾经这样说过。

“是的，我是大人了。”他低低地、清晰地对自己说，将点着的烟卷放到嘴边。

那时安东尼奥才十九岁，尽管他已经在祖国的战场上沐浴了两年的炮火，可是很多事情，他还不能理解，不能想象。那时他也不会知道：就在那远远留在身后的、祖国的海岸上，久久地站着他的母亲——普普通通的西班牙妇女玛丽娅·卡里埃多。

母亲用命令的口吻庄严地说道：

“上帝，不要让死神的手伸向我的儿子！”海风将她的命令吹向无边无垠的黑夜中去。接着，就像海燕鼓起翅膀一样，母亲展开双臂，向前匍匐在冰冷的礁石上，仿佛要凌空飞过地中海，和背井离乡的儿子那严峻的命运在一起。

“上帝，你可要听着！我的宝贝名叫安东，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卡里埃多！我，玛丽娅·卡里埃多，是他的亲娘！我的宝贝，他不肯让我来海边送他上船，不是因为他对妈妈狠心，而是因为他害怕自己会在最后一刻扑进我的怀里！

“我将永远为他的征途祝福，我的小雄鹰，愿命运不要折断他的翅膀……”

第2章

“意大利火车和意大利人都一路货色，简直是从养老院里拖出来的！”基尔伯特低声咒骂着，将靴后跟在肮脏的车厢地板上磕得啪啪作响，“再这样爬下去，本大爷就跳车自杀。”

这已经是基尔伯特第六次宣称要以生命来抗议意大利铁路系统的不作为了。作为回应，火车上气不接下气地嚎出几声驴叫似的汽笛，依旧在波河平原上懒洋洋地蹒跚着。在这种情况下跳车，别说自尽，能不能崴到脚都是个问题。

安东尼奥心平气和地听着旅伴的抱怨，一边在不知什么人的箱子上换了个坐姿，却始终没有松开环抱在胸前的双臂。折叠密实的油布包躺在衬衣内袋里，那里藏着意大利北方的地下抵抗组织转交给“加里波第游击队”的活动经费。为了这笔钱，安东尼奥和基尔伯特专门从亚平宁山上的营地里下来，往米兰城跑了一趟。

基尔伯特执意要坐火车，这倒没什么，反正游击队里有个擅造假证件的伙计。更重要的是：反法西斯战士、游击队员基尔伯特·贝什米特是个正宗的德国人。他们不巧钻进了一间聚着许多喝醉了的德国兵的车厢，但是基尔伯特得意地挥挥钳工证件，用标准的慕尼黑方言介绍了他自己和“他的西班牙小学徒”。于是一切似乎都太平了。

自从安东尼奥离开祖国的海岸起，已经过去了四年。四年的时间，足够一个西班牙青年把愁绪藏进心底，再以随遇而安的愉快去充实自己的生活。他不经意地打量着嘈杂污浊的车厢。除了醉醺醺的士兵，车厢里还有各种背袋贩子，吵吵嚷嚷地谈论着各地市场上面条和猪油的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