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报答童贯的恩情。他向徽宗举荐童贯，说他南下采办有功，又有军事才能，请求徽宗重用。徽宗本来就非常信任童贯，便任命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还让他掌管枢密院。要知道，枢密院是掌管军事的重要机构，历来由文官担任长官，童贯一个宦官能担任此职，在大宋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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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蔡京与童贯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开始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排挤异己。而徽宗则依旧沉浸在自己的“雅趣”中，对朝堂上的暗流涌动毫不知情，大宋的国运，也在这看似繁华的表象下，一步步走向了深渊。

蔡京当上宰相后，便以“复行新法”为旗号，开始在朝中大肆排挤异己。他知道徽宗对元佑旧党心存不满，当年元佑旧党打压新法，还曾反对徽宗登基，于是便借机发难，把所有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大臣都扣上“元佑党人”的帽子。

他首先拿原宰相司马光开刀。司马光虽是一代名相，却因反对新法，被蔡京视为眼中钉。蔡京向徽宗上奏，说司马光“废除新法，动摇国本”，请求徽宗追夺他的官职。徽宗一开始就对司马光没有好感，再加上蔡京在一旁煽风点火，便下旨追夺司马光的“温国公”封号，还销毁了他的画像。

紧接着，蔡京又列出了一份“元佑党人名单”，把文彦博、苏辙、苏轼、黄庭坚等一百一十七位大臣都列入其中。这些人中，有的早已去世，有的已经退休，还有的正在朝中任职。蔡京不管这些，他请求徽宗御书这份名单，然后命工匠刻在石碑上，立在端礼门，名曰“党人碑”，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些人是“奸党”。

徽宗觉得这是个彰显自己权威的好机会，便亲自提笔写下了“元佑党籍碑”五个大字。石碑立起的那天，蔡京特意带领百官前往观看，还下令：“凡列入党籍者，其子孙后代不得为官，宗室不得与他们通婚，臣僚中若有姓名与党人相同者，一律改名。”

一时间，朝中人心惶惶。有位大臣名叫李惇，与党人名单中的一位大臣同名，不得不改名为李亨；还有一位宗室子弟，娶了苏辙的孙女，蔡京得知后，立刻上奏徽宗，请求废黜这门婚事，徽宗竟也准了。

苏轼的弟弟苏辙当时正在颍昌府任职，蔡京下旨将他贬为雷州别驾，流放岭南。苏轼虽然早已去世，却也未能幸免，蔡京下令销毁苏轼的所有着作，连民间流传的苏轼诗集都要收缴焚烧。有位书生因为藏了一本苏轼的诗集，被官府发现后，竟被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

黄庭坚是当时着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也被列入党人名单，贬为涪州别驾，安置在黔州。蔡京还觉得不解气，又派人去黔州，把黄庭坚写的碑文都凿掉，连他为朋友写的墓志铭都不放过。

对于那些不肯依附自己的大臣，蔡京更是毫不留情。有位名叫陈禾的御史，因弹劾蔡京专权，被蔡京贬为地方小官；还有位大臣名叫陈师道，因拒绝为蔡京写碑文，被罢官回家，最终贫病交加而死。

短短几年间，朝中凡是反对蔡京的大臣，不是被贬官流放，就是被治罪处死，剩下的大多是蔡京的亲信和党羽。其中，最着名的便是“六贼”——除了蔡京和童贯，还有朱勔、王黼、李彦、梁师成四人。

朱勔是蔡京的亲信，负责在江浙一带为徽宗搜集奇花异石，也就是后来的“花石纲”。他为了讨好徽宗，不惜劳民伤财，强行征收百姓的财物，还纵容手下欺压百姓，江浙一带的百姓苦不堪言，却敢怒不敢言。

王黼长得英俊潇洒，能言善辩，很得徽宗的欢心。他靠着巴结蔡京和童贯，一路升迁至宰相，与蔡京分掌朝政。此人极为贪婪，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家中的财富比国库还要多。

李彦是宫中的宦官，负责在京畿一带强占百姓的土地，把百姓赶出家园，将土地改为皇家的庄园。他手段残忍，凡是反抗的百姓，轻则被殴打，重则被处死，京畿一带的百姓流离失所，纷纷逃亡。

梁师成也是宦官，却自称是苏轼的私生子，靠着模仿苏轼的书法，深得徽宗的信任。他在宫中权势极大，甚至能擅自任免官员，朝中大臣都称他为“隐相”。

这“六贼”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横征暴敛，把大宋的朝堂搅得乌烟瘴气。而徽宗则依旧沉迷于书画、花石之中，对“六贼”的恶行视而不见。他下令修建更大的宫殿，搜集更多的奇珍异宝，甚至还微服出宫，去民间寻花问柳。